犯罪集團新手包(犯罪集團新手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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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焦徳全團夥出庭受審。

文｜財新周刊 單玉曉

“像一場噩夢。”33歲的前法官宋婕如此回憶六年前的一段審判經曆。

2015年9月，從北京市延慶區法院員升任助理審判員不足兩個月的宋婕，審結一起持刀傷人致輕傷二級的刑事案件，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個月。看似普通的案件，卻斷送了這位年輕法官的職業生涯。五年後，她站上刑事審判被告席。

宋婕祖籍山西大同，2012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律係畢業，考入延慶法院擔任員，職業道路原本順遂：2015年6月，宋婕被任命為助理審判員，7月開始辦理刑事案件，三年後晉升刑事審判庭審判員、二級法官。2014年至2017年，宋婕多次被延慶法院和政法係統評為先進個人、優秀公務員、人民滿意政法幹警。

隨著延慶兩大黑惡團夥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落網，2019年10月，北京市海澱區法院依職權再審宋婕當年辦理的那起故意傷害案，認定此案是這兩大團夥及“保護傘”幹預的頂包錯案，撤銷原審判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罰，同時追加同案犯的刑事責任。

這起錯案還牽扯出一連串司法腐敗——包括宋婕在內，延慶公檢法係統六人分別被指控收受賄賂、徇私枉法。2021年4月，北京市昌平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六人因不同罪名領刑，其中，宋婕被認定在時任刑庭庭長授意下徇私枉法，事後收受7萬餘元賄賂。作為從犯，她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宋婕難以接受從法官到罪犯的巨大落差，淚灑庭審現場。她承認在那起人情案中有過錯，不該違規接受宴請，不該事後收錢。但她表示，自己辦案時發現了全部疑點，認真盡責，奈何當時尚未推行法官員額製和司法責任製改革，承辦法官無權獨立決定案件過程及結果，自己沒有徇私枉法。宋婕案目前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二審過程中，尚未宣判。她和律師正在爭取二審公開開庭，並申請同樣獲刑的刑庭庭長出庭對質。

掃黑除惡牽出頂包案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通知，此後三年間，劍指基層治理亂象的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席卷全國。官方數據顯示，三年來全國共打掉涉黑組織3644個，涉惡犯罪集團1.1675萬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3.7萬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查處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案件8.9742萬件，立案處理11.5913萬人。

在這場風暴中，兩個盤踞在延慶的黑惡團夥落網，轟動京城。其中之一是以焦德全為首的14人黑社會質組織團夥，另一個是以張豔超為首的17人惡勢力團夥，時任延慶公安分局刑偵支隊支隊長兼掃黑辦常務副主任趙琳飛因充當“保護傘”亦被治罪。

2019年8月27日，張豔超等17人因犯破壞生產經營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等獲刑，張豔超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三個月後，北京一中院二審維持原判。2020年12月8日，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一審認定焦德全等14人自2009年起逐漸形成黑社會質組織，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縱容，稱霸一方，為非作惡，以組織、領導黑社會質組織罪、行賄罪等八個罪名，判處焦德全有期徒刑25年。同日，該院以行賄罪，受賄罪、包庇黑社會質組織罪，數罪並罰判處趙琳飛有期徒刑13年。焦德全、趙琳飛不服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法院不久後分別駁回二人上訴，維持原判。

張豔超案、焦德全案、趙琳飛案宣判後，多家媒體報道，辦案機關亦發文披露，北京電視台製作30分鍾的專題片《“村霸”張豔超惡勢力團夥落網記》，呈現張豔超團夥的惡行和覆滅之路。

多份裁判文書顯示，焦德全、趙琳飛、張豔超曾在延慶法院審理的一起故意傷害案件中合謀頂包。三人落網後，這起舊案被揭開蓋子，而當初的承辦法官便是宋婕。

這起故意傷害案件簡稱“高雄案”。據海澱法院再審認定，延慶區延慶鎮石河營村經濟合作社原專職社長張豔超，為非法取得石河營村村委會大院內的部分土地使用權，與時任村委會主任賈鳳蘭產生矛盾。2014年4月25日15時許，高雄經張豔超糾集，夥同徐連敬、趙春陽、林碧洋、朱誌明、劉銳闖入延慶北關養老院內，持刀將賈鳳蘭之子王立峰砍傷，造成其鼻外傷、頭部外傷，經鑒定為輕傷二級。事後張豔超賠付了王立峰30萬元。

2014年5月，王立峰向延慶公安分局報案，後一度要求撤案，延慶警方一個月後對高雄立案偵查。2015年5月，王立峰稱家人安全受到威脅，要求處理先前被害之事。同年7月19日，高雄被刑事拘留，11天後被批捕。在“保護傘”的層層掩護下，高雄一人扛下了全部罪責。

2015年9月16日，北京市延慶區檢察院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對高雄提起公訴，稱王立峰被害係高雄一人所為，起因是王立峰造謠高雄販毒。公訴人趙春雨在當時的起訴書中寫道：“2014年4月25日下午，高雄攜帶砍刀闖入延慶鎮北關村養老院一間出租房內，以承租人王立峰造謠說其販賣毒品為由，持刀將王立峰麵部砍傷，致王立峰右眉弓內上及鼻根部清創縫合術後瘢痕累計長度達6.5厘米。經鑒定，王立峰身體所受損害屬輕傷二級。”檢方還向延慶法院提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建議和判處一至一年六個月的量刑建議，量刑情節有法定從輕的自首、酌定從輕的賠償損失以及酌定從重的持刀傷人。

2015年9月，延慶法院受理高雄案，時任刑庭庭長於術文指派助理審判員宋婕為承辦人。同年9月22日，延慶法院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此案。相關材料顯示，宋婕在庭後擬寫的判決書中認定了高雄一人作案的事實，判決意見是以當庭自願認罪、被害人經濟損失得到彌補為由酌情從輕處罰，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個月。有權審批案件結果的於術文，對宋婕的裁判理由作了部分修改，簽批了判決結果。當年9月25日，高雄案一審宣判，控辯雙方沒有異議，判決生效。

焦德全、張豔超團夥落網後，北京一中院複查高雄案，發現其中存在重要案件事實未查清、可能遺漏其他共犯等問題，指令海澱法院異地再審。

2019年10月8日，海澱法院撤銷高雄案的原審判決，在公訴機關變更指控後，認定高雄案係張豔超指使所為，除實施犯罪的高雄，同夥徐連敬、趙春陽、林碧洋、朱誌明、劉銳均參與其中，但高雄到案後隱瞞了頂罪的事實。最終，海澱法院以故意傷害罪改判高雄有期徒刑兩年四個月，張豔超也因這起案件被判刑兩年六個月。

海澱法院還在張豔超案中查明，2014年至2017年間，經張豔超糾集，高雄等10人共實施五起犯罪，其中，毆打王立峰、強占常某某土地等犯罪事實，都具有非常明顯的以暴力或威脅手段獲取經濟利益的特征。判決書寫道：這些案件反映出張豔超犯罪團夥在逐步建立地下非法秩序的同時，具有強烈的反偵查和逃避公安機關打擊的意識，或指使團夥某一成員頂罪，掩蓋團夥犯罪的真相；或軟硬兼施，逼迫被害人接受所謂調解並前往公安機關撤案。上述手段一方麵加大了辦案機關發現團夥犯罪的難度，另一方麵也造成了被害人及人民群眾對辦案機關的不滿，嚴重損害了辦案機關的公信力。

掃黑除惡行動中，官方對“打傘破網”態度堅決。隨之而來的還有“刀刃向內”的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多重背景之下，高雄案背後的司法腐敗揭開麵紗。2020年七八月間，已經擔任延慶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執行局局長的於術文和已經晉升該院刑庭審判員的宋婕，以及延慶檢察院第二檢察部時任四級高級檢察官賀玉寬、延慶檢察院第一檢察部時任四級高級檢察官趙春雨，延慶公安分局延慶派出所時任二級高級警長程瑞清、延慶公安分局法製支隊時任副支隊長韓慶林，先後被紀檢監察機關留置。這六人被指在高雄案中徇私枉法、濫用職權。

公檢法飯局

高雄案是如何策劃頂包的？隨著調查的深入，幕後運作鏈條浮出水麵。

判決書顯示，起初預謀幹預此案的是張豔超、焦德全和趙琳飛。今年51歲的“黑老大”焦德全是延慶本地的生意人。2010年左右，他結識了比自己大四歲的趙琳飛，後者在延慶公安分局刑偵口深耕20餘年，2017年升任刑偵支隊支隊長，2018年起兼任延慶公安分局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直至2019年底被留置。

據裁判文書，焦德全和趙琳飛有著不錯的交情，趙琳飛數年間以借款名義收受焦德全等給予的現金40萬元，還曾在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中為焦德全團夥“放風”。

根據焦德全的判決書顯示，其供述，2015年，張豔超找到他，稱兄弟高雄打傷了王立峰，賠了錢但麵臨坐牢，希望焦德全找趙琳飛幫忙為高雄辦取保候審，免予追究責任。焦德全稱，他將此事告訴了趙琳飛，“趙琳飛說到時給看看”。按照趙琳飛的說法，2015年七八月間，張豔超讓高雄投案自首並頂包，延慶公安分局以尋釁滋事罪將高雄案移送檢察院，檢方後來把罪名變更為故意傷害罪。在高雄案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後，焦德全提起此案，稱高雄是張豔超小弟，他想趁機與張豔超搞好關係，得知趙琳飛和延慶法院刑庭庭長於術文關係不錯，打算請他找於術文“幫忙關照一下”。

趙琳飛和於術文相識於2005年左右，在延慶政法係統資曆相仿，於術文還通過趙琳飛認識焦德全，三人早在高雄案之前有過“合作”。判決書認定，2011年，為了在延慶公安分局領導幹部選拔麵試中謀取競爭優勢，趙琳飛向時任延慶法院刑庭庭長於術文行賄5萬元現金，而這筆錢是由焦德全在一次飯局後送出。另據於術文講，焦德全認識於術文後曾給於送過煙酒等禮品。

麵對老友的請托，趙琳飛爽快答應下來。趙琳飛供述說，就在焦德全“打招呼”的次日，他趕到於術文辦公室，稱“張豔超的小弟高雄把石河營村的王立峰打了，打得不重，案子馬上到延慶法院，焦德全讓我找你幫忙判輕點”，於術文表示案子到了法院再說。趙琳飛又在10天後致電於術文，於術文告知其“檢察院如果按尋釁滋事罪起訴，判得肯定比故意傷害罪重，要輕判還必須有賠償和諒解”。趙琳飛將此話轉告焦德全，建議焦抓緊組織一場飯局。

這場飯局很快成行。在高雄案未起訴到延慶法院之前，2015年8月的一天晚上，時任延慶公安分局延慶派出所二級高級警長程瑞清約了延慶公安、檢察院人士，趙琳飛約了於術文，後者帶著下屬宋婕，大家齊聚在焦德全訂好的酒店包間裏。

據趙琳飛供述，當天的飯局由焦德全結賬，“吃飯時，於術文提出按尋釁滋事起訴肯定判得重，按故意傷害起訴判得輕，要想輕判，還需要從輕的依據，比如自首、積極賠償、諒解”。

在宋婕的記憶裏，共有10餘人參加了那場飯局。“主座上是趙琳飛，挨著的於術文，我對麵坐著三名，還有一個矮個男子是開發商。”宋婕在趙琳飛案中出具證言稱，趙琳飛在飯桌上率先說起有個案子需要幫忙，於術文接過話茬說案子由宋婕辦，趙琳飛問宋婕能否幫忙，宋婕順口答應。飯局上，宋婕還解答了不少疑問。辦理高雄案的稱有部分犯罪嫌疑人和證人找不到了，問宋婕怎麽辦，宋婕建議對方寫份工作說明放在案卷裏；“受害人輕傷二級，賠了30萬元，一般判多久？”矮個男子問道，宋婕稱，“賠得不少，輕傷二級大概一年左右，有被害人諒解書的話，從輕力度比較大”。

為此案向法官請托的不止趙琳飛和焦德全。判決書顯示，於術文供述稱，張豔超的另一位合作夥伴趙誌海也曾為高雄案說情；宋婕還供述，延慶法院同庭室的員古亞明亦曾請她在高雄案中幫忙。

除了審判關需要打通，刑事案件檢方如何起訴亦至關重要。高雄案公訴人、時任延慶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四級高級檢察官趙春雨及其同事賀玉寬也參加了那場飯局。據宋婕的辯護律師劉昌鬆了解到，趙春雨接受訊問時坦陳，在高雄案審查起訴階段，程瑞清、賀玉寬都“打過招呼”，自己收了程瑞清給的5萬元好處費，在明知該案事實不清的情況下，不僅沒有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還建議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使該案最終成為錯案。於術文也曾供述，高雄案審判前，趙琳飛稱已經和檢察院打好招呼了。

2015年9月17日，這起背負諸多人情的案子以故意傷害罪起訴到延慶法院，接力棒到了於術文和他眼中聽話的下屬宋婕手裏。此時，距離宋婕開始以助理審判員身份承辦案件不足兩個月。

女法官成從犯

高雄案從起訴到宣判用時八天。2015年9月22日，延慶法院由宋婕獨任審判，適用簡易程序公開開庭審理高雄案。

適用簡易程序曾是延慶檢方提出的書麵建議。和審理期限動輒兩三個月的普通程序相比，簡易程序審限一般為20天，最長一個半月，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該程序一般適用於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或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可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無需組成合議庭。

2015年9月25日，高雄案一審宣判，延慶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個月，比檢方的量刑建議少兩個月，高雄沒有上訴，判決生效。

五年後的2020年7月16日，宋婕被北京市昌平區監察委員會留置，原因是涉嫌在高雄案中徇私枉法，此時她已由延慶法院助理審判員升至審判員。同一天，其昔日領導、時任延慶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執行局局長於術文亦被留置。此後，高雄案公訴人趙春雨及當時參加飯局的賀玉寬、程瑞清、韓慶林陸續接受調查。

2021年4月14日，北京市昌平區法院對分案審理的於術文、宋婕、賀玉寬、趙春雨、程瑞清、韓慶林案一審集中宣判。據《北京日報》報道，法院經審理認為，這六名國家公職人員徇私枉法、濫用職權、非法收受財物，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嚴重損害了執法司法公信力，行為分別構成徇私枉法罪、濫用職權罪、受賄罪，分別以一罪或數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至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不等的刑罰。《北京日報》還就此事發表短評，表示通過集中宣判多名政法幹警職務犯罪案件，彰顯了堅決清除害群之馬和堅決整治頑瘴痼疾的決心。

據一審判決書， 2015年八九月份，宋婕在擔任延慶法院刑事審判庭助理審判員期間，在時任該庭庭長於術文的授意下，並接受古亞明的請托，在審理延慶檢察院提起公訴的高雄故意傷害案件時，明知該案事實不清、可能遺漏共同犯罪人，仍以簡易程序審理該案，並以故意傷害罪判處高雄有期徒刑十個月，導致高雄被從輕判處，張豔超等惡勢力犯罪團夥成員長期未得到查處，以其為首的惡勢力犯罪團夥坐成大勢，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高雄案宣判後，於術文收受焦德全通過趙琳飛給予的人民幣30萬元，並將其中的7萬餘元給予宋婕。

法院認定的上述事實和檢方的指控一致。昌平檢察院出具了宋婕本人的供述以及同案犯於術文、趙琳飛、焦德全、韓慶林、古亞明的證言，還調取了高雄案從一審到再審的相關材料。

於術文出具證言稱，在高雄案起訴到延慶法院後，其將案件分給宋婕承辦，並跟宋婕說趙琳飛打過招呼，讓她輕判點。宋婕跟其說高雄不交代同案犯不能認定自首，其同意了，宋婕起草的高雄案判決書初稿定的刑期是一年，其對宋婕說趙琳飛打過招呼，以自動到案、主動賠償和取得被害人諒解，下調兩個月，最終高雄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案子判決後，趙琳飛給其送了現金，其借送宋婕去火車站的機會給了宋婕一部分錢，錢應該是焦德全出的，宋婕知道錢是因為高雄案給的。

相比較而言，宋婕的供述更細致地呈現了和於術文溝通過程。判決載，宋婕稱，案子到法院後，於術文說用簡易程序快點判。案子分下來一兩天，同庭室員古亞明跟其說幫忙對高雄案輕判、快判。她發現案件存在問題，一是高雄的同案犯沒有找到，二是故意傷害的理由有待查清，三是賠償協議是張豔超和王立峰簽訂的，張豔超作為主謀的嫌疑很大。宋婕說，開庭時，她讓高雄看了事發現場視頻，高雄說不認識視頻中進入王立峰住所的其他人。高雄沒有如實供述同案犯，宋婕便跟延慶檢察院說不能認定高雄構成自首。宋婕還說，她跟於術文匯報情況，於術文問她現有證據是否能認定張豔超為主謀，宋婕說證據欠缺，定不了張豔超，就先定高雄，沒有讓公安補充偵查，也沒有對適用簡易程序提出異議。宋婕認為，高雄最少判一年，於術文說判十個月，於是她按於術文的意思判了，於術文最終簽批了判決書。

宋婕沒有否認受賄。她供稱，高雄案宣判後的一個周末，於術文送她去火車站時說因高雄案給她拿點東西，後來發現於術文給的是7.88萬元錢，也意識到這筆錢是因高雄案判得輕，有人給於術文，於術文分給她的。

宋婕供述，次日上午她給於術文打電話，“想說但是沒有張開嘴”，於術文也沒問，“算是心照不宣了”。對於古亞明的請托，宋婕稱2015年前後，古亞明請她吃飯，“參加的還有一個姓焦的男子”。

昌平法院認為，宋婕身為司法工作人員，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徇私枉法，其行為已構成徇私枉法罪，且情節嚴重，依法應予懲處。宋婕到案後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積極退贓，在共同犯罪中起到次要作用，係從犯，依法予以減輕處罰，檢察院指控宋婕犯徇私枉法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建議量刑適當，法院予以采納。判決書還提到，宋婕因高雄案收受賄賂，其構成徇私枉法罪的同時也構成受賄罪，應當依法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處罰。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情節一般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受賄數額在3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數額較大”，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最終，宋婕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宋婕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一中院提出上訴。

懺悔與委屈

對在高雄案中犯下的錯誤，宋婕既自責，又委屈。

據辯護律師劉昌鬆講，一審庭審中，宋婕對收受7.88萬元錢款表示認罪。她在最後陳述環節懺悔道：“我現在特別後悔，怎麽會犯下這麽低級和可恥的錯誤。我真心悔過，意識到自己真的錯了，拿了不該拿的錢。”

悔過的同時，這位昔日的刑事法官並不認同昌平法院的判決。

劉昌鬆告訴財新，宋婕在上訴時質疑一審庭審現場隻有審判人員、公訴人、辯護人、法警和一名攝影人員，其從山西趕來的父母未被允許旁聽，“外界無從知曉本案庭審情況，便無從監督和製約庭審”。

劉昌鬆還表示，辯方曾在一審開庭前夕向昌平法院提出傳喚於術文出庭作證、將於術文案與宋婕案合並審理、調取於術文案、趙春雨案相關口供筆錄等申請，法院最終未將兩案合並審理，但同意調取相關筆錄，還在開庭前將宋婕傳至法庭閱卷一整天。宋婕認為法院充分保障了其閱卷權，但分案審理不利於查清事實真相。

據辯護律師轉述，作為高雄案的承辦人，宋婕自己稱對幕後盤根錯節的請托關係並不知情，直至看到於術文的口供時，才知道自己的這位上級與焦德全有著長達十年的交集，並且於術文、趙春雨、賀衛寬等人在辦理高雄案前早已接受焦德全請托。宋婕認為，於術文等人包庇縱容張豔超等的犯罪動機早已形成，自己雖然是案件承辦人，但沒有和他們共謀徇私枉法。

一審判決書顯示，宋婕在高雄案開庭前已經發現有三處疑點指向該案可能有同案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是適用簡易程序的先決條件，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應當按照普通程序重新審理。那麽在明知高雄案事實模糊不清的情況下，宋婕為何同意適用簡易程序？

據律師講，宋婕曾供述，2015年尚未進行法官員額製和司法責任製改革，作為助理審判員的她無權獨立辦案，審判程序的轉換乃至是否退回檢察院補充偵查，都需要庭長於術文批準，宋婕錯誤聽信了於術文的指示。宋婕認為，公訴機關僅起訴已到案的高雄，而被害人確實為高雄一人所傷，應對傷害後果負全部責任，高雄案本身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並沒有過錯。

對於高雄案的疑點，宋婕稱庭前第一時間匯報給了於術文，明確提出張豔超可能是事後主使。“於問我現有證據能對張豔超定罪嗎？我說定不了，缺乏客觀證據，於說先隻定高雄的證據夠不夠，我說本案存在漏人的情況，需要公安繼續做工作，於說公安已經做很多工作了，退回去補充偵查很可能也是出工作說明，沒有實際效果，其他人到案了可以另案處理。”宋婕稱於術文讓她先開庭，其他疑點在庭審中訊問高雄，看有何突破。

“庭審中高雄供述得不好，我追問了好幾次，他都不說同案犯的情況。庭後我給被害人王立峰打電話，但一直聯係不上。”宋婕還表示，開庭前她和公訴人趙春雨電話溝通，稱難以認定高雄構成自首，對方表示認同，但對其他同案犯的問題，對方表示“公安做了不少工作，出具了工作說明，高雄咬了不供認其他人的信息，一時半會兒也抓不到人，檢察院也無法聯係到張豔超”。

檢方量刑建議是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六個月，高雄的刑期為何定下來隻有十個月？“我說高雄的態度不好，應當從重判決。於說輕傷二級還賠了30萬元判一年多，輕傷一級沒有賠償怎麽判？輕傷二級有判緩刑的。我說高雄這個緩刑肯定判不了，於說這個案子是領導問的，判十個月吧。”宋婕稱，最終判多少是於術文定的。

辯護律師劉昌鬆認為，宋婕不構成徇私枉法罪。根據《刑法》規定，徇私枉法罪指司法工作人員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律師表示，宋婕在辦理高雄案中確實存在參加飯局、被打招呼等“徇私”因素，但從宋婕庭前閱卷、開庭過程和庭後匯報的表現來看，她沒有違背事實枉法裁判、包庇縱容張豔超團夥的主觀故意。

“指控宋婕徇私枉法並不是指少判高雄兩個月，而是未轉化為普通程序，導致張豔超被放縱，致使以其為首的惡勢力後來坐大成勢。”劉昌鬆認為，也就是說，哪怕宋婕判高雄一年半，隻要未轉化為普通程序，放縱了張豔超，依然會追究其徇私枉法的責任。

“而事實上，於術文了解全部案情，又指示說張豔超可另案處理，讓宋婕感到現有證據證明被害人王立峰是高雄一人砍傷，高雄的口供與被害人的陳述一致，與高雄一同前往的雖有數人但都未動手，又隻是輕傷且賠償了30萬元還有諒解書，檢察院建議簡易程序，她按於術文指示適用簡易程序，對案件未轉化為普通程序，不存在故意，甚至連過失也很小。”劉昌鬆說。

不過上述辯解並未得到法院采納。昌平法院在一審判決書中對此回應稱，宋婕的供述與於術文的供述能相互印證，證明二人就高雄案的辦理進行溝通並最終對高雄從輕判處的基本事實，證實二人之間存在共謀，並客觀上實施了共同犯罪。

宋婕案二審尚未開庭，亦未宣判。無論是否構成徇私枉法罪，她都將為誤入歧途付出代價。據律師轉述，宋婕心有不甘。“她說，讓一名才擔任助理法官一個月的新手對抗自己庭長貌似有道理的指示意見，根本沒有期待可能。換成其他任何一名新任助理審判員，可能也會是同樣的結局。”

發生在2015年的宋婕案，反映出飽受詬病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司法弊端。“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是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麵深化司法體製改革的核心議題，尤其是2017年前後推出的法官員額製、司法責任製、領導幹部幹預案件留痕等措施，集中體現司法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其中，司法責任製改革明確要求，院長、庭長對未直接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再審核簽發，也不得以口頭指示、旁聽合議、文書送閱等方式變相審批案件。

有學者向財新表示，這些改革措施有助於保障審判人員獨立行使審判權，同時也要求其嚴格依法辦案，恪守廉潔公正的法律底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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